原标题：丽江旅游的全局性、非旅游性思考

旅游业是全球的第一大产业，被称为“朝阳产业”“无烟工业”，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因此，被寄予高期望。改革开放以来，丽江在打造旅游支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丽江的实践也表明，仅靠旅游不可能走远。从全局性、非旅游性角度出发，引入“荷兰病”“资源诅咒”“旅游地生命周期”等理论后，丽江旅游的问题以及许多经济现象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什么是“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20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事实并非都如此。1982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和尼尔瑞首次建立了“荷兰病”理论模型。所谓的“荷兰病”，是指一国一地某一初次产品行业异常繁荣导致其他领域经济衰退的现象。上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国的荷兰发现大量油气资源，政府加以大力开发，经济显现繁荣景象。然而，不久，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一枝独秀”和“一骑绝尘”不仅未能全面持续提升荷兰整体经济实力，反而严重地打击了农业和工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开始遭受通胀上升、出口下降、增长乏力、失业人数攀升等问题的困扰，国际上把这种现象称为“荷兰病”。20世纪下半叶，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纷纷出现衰退，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资源贫乏国家却持续繁荣，这一现象引起了全球经济学家的反思，给出了新的解释。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蒂首次提出“资源诅咒”假说。该理论认为，多数自然资源丰富国家比资源稀缺国家发展更慢，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弱，原因是容易陷入经济单一、物价偏高、工业滞后、产业转型难的“陷阱”，如果未能选择科学路径、采取有力举措，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可能不是经济发展的“福音”，而是“诅咒”。目前，经济学界把“资源诅咒”研究重点放在成因、范围、传导机制等方面。

“荷兰病”“资源诅咒”的典型案例

“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的例子并不鲜见。20世纪中期，尼日利亚在可可、棉花、花生等农产品出口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之后因发现石油而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但因未能及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造成农业萎缩、粮食不能自给、工业停滞局面，1992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降为低收入国家行列；委内瑞拉是南美洲第一大产油国，近年来因受美国制裁和国际油价下跌双重打击，一夜间从高福利国家直接掉入“破产”边缘；巴西是全球自然资源禀赋最好的国家之一，咖啡、可可、甘蔗、玉米、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均为世界第一，却因忽视实体制造业，缺乏科技支撑，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于2010年后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影响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翻身”。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没有受到“资源诅咒”的国家，根本原因在于，100多年来，美国发挥了政府的关键引领作用，执行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借助天然气、石油、煤、铜等优势资源就地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同时又非常注重科技创新，实现了资源在更高层级（工业化和现代化）上的成果转化，助推美国一步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荷兰是较成功治愈“荷兰病”的少数幸运例子。20年来，荷兰通过重视实体经济、鼓励创新、扩大就业、抑制工资上涨、缩减政府规模、调整福利政策等举措，才初步摆脱了“荷兰病”的阴影，但至今仍不敢大意。2016年，荷兰宣布禁止在新建建筑中使用天然气。2019年，为抑制“过度旅游”，保持城市的宜居宜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首都阿姆斯特丹暂停了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取缔了红灯区旅游体验项目，将著名的城市标志迁移至偏僻社区……

何为“荷兰病”型旅游地？丽江是否属于此类城市

2011年，中山大学教授左冰提出，发展旅游有可能产生“荷兰病”效应，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015年，云南大学杨懿、田里教授在《旅游地经济脆弱性研究》中提出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概念。所谓“荷兰病”型旅游地，是指那些旅游产业异常繁荣，其他产业相对滞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旅游地。“荷兰病”型旅游地具有经济发展滞后性、支柱产业单一性、外部经济依赖性、产业结构空心性、发展风险潜在性五大特征。1.经济发展滞后性。指旅游地经济欠发达，起初旅游业明显推动发展，但后来却因“旅游挤出效应”和“产业定位偏差”使经济处于低迷状态。2.支柱产业单一性。指以旅游业为单一支柱产业推进发展的不合理经济结构。3.外部经济依赖性。指旅游地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性大。4.产业结构空心性。指从事服务性非物质生产比重远超物质生产部门比重。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旅游，旅游推高物价，“挤出效应”显现，忽视其他产业发展，是造成产业空心化现象的重要原因。5.发展风险潜在性。指旅游地经济面临着各种隐性风险。当外部因素良好旅游业蓬勃发展时，旅游业“一俊遮百丑”，但是，一旦出现变故波动，旅游业临近衰退边缘，旅游地经济就容易陷入停滞，甚至会导致整体性危机的爆发。

区别和判定一座城市是否为“荷兰病”型旅游地的衡量标准有3条：第一，产业结构是否单一；第二，旅游业是否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三，旅游收入变动对国民经济发展敏感程度是否偏高。经杨懿、田里教授测量评估，在三亚、黄山、张家界、丽江、阿坝5个州市中， 从2011年旅游收入GDP占比看，丽江最高（85.28%），之后依次为阿坝（73.55%）、黄山（66.26%）、三亚（56.47%）、张家界（56.14%），确认了上述地区均为典型的“荷兰病”型旅游地。从云南省内看，在昆明、红河、大理、保山、德宏、丽江、西双版纳7个州、市中，从经济发展敏感性排序、应对能力比较、脆弱性比较等3项指标上看，丽江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两项指标均属最高，说明丽江是“荷兰病”型旅游地。

旅游地有生命周期吗？如何划分

回答是，旅游地有生命周期。目前，被业界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1980年由加拿大学者巴特勒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地演化过程一般可分为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或复苏6个阶段。1.探查阶段。是发展的初始阶段；2.参与阶段。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开始有计划地介入旅游；3.发展阶段。成熟的旅游市场已基本形成；4.巩固阶段。游客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总量保持增长，旅游地大部分经济活动与旅游业密切相关，部分既没有参与旅游，又深受高物价、交通堵塞影响的居民将会对游客和旅游行为产生反感；5.停滞阶段。游客接待量将达到最高，旅游环境容量趋于饱和或过饱和，环境、社会、经济问题随之而至，旅游地良好形象被削弱，对游客的吸引力下降；6.衰落或复苏阶段。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旅游城市有变成“过气旅游地”和“旅游贫民窟”的危险，但若有新的空间和外力推动，旅游地也有可能重新进入复苏、上升通道。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经大量实例验证了的旅游预测解释模型，但并不绝对，这是由于不同旅游地情况千差万别、悬殊过大造成的。如1992年，根特等学者认为，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瀑布旅游区就进入了永久性成熟期，其巩固、停滞、衰落或复苏阶段都已持续地交织在了一起。又如，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威尼斯等城市，这些都是成功超越旅游地生命周期限制的典型范例。1995年，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第一次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国内，他在研究锦绣中华和民俗村时指出，主题公园没有探查、参与、发展阶段，甚至没有巩固阶段，只有停滞、衰落或复苏阶段，游客的最高峰出现在第一年内，随后就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

丽江旅游符合巴特勒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规律，所经历的5个阶段性发展特征脉络十分清晰：1.探查阶段。上世纪80年代属于丽江旅游的探查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有，纳西族学者和万宝于1981年5月牵头成立东巴文化研究室；1985年国务院批准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乙类对外开放地区；1986年丽江古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玉龙雪山被列入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2.参与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丽江旅游的参与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9月丽江地区行署成立机场筹建工作指挥部，主要特征是先有自发性小规模海外背包客旅行者（受洛克、顾彼得等人影响），地方政府和群众开始有计划地参与涉足旅游。3.发展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撤地设市是丽江旅游的发展阶段，其中，1994年10月召开的省政府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丽江旅游进入发展阶段的起点。4.巩固阶段。2003年是丽江旅游发展的分水岭，撤地设市与成为“一市三遗产”后，丽江旅游从发展阶段转入巩固阶段。5.停滞阶段。当前，丽江旅游已步入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第五阶段——停滞阶段，2015年10月9日和2017年2月25日国家旅游局两次对丽江古城提出警告是明显标志。

丽江应如何应对旅游地生命周期挑战

依据旅游地生命周期规律，巴特勒提出，让旅游地重新进入复苏和上升通道的途径有2条：一是增加人造景观；二是开发新的资源。幸运的是，以“二山三湖一江一城一文化一风情”为代表的丽江旅游体现了“多金字塔型”资源结构，具备了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良好条件。更关键的是，丽江与“孤岛”式分布的旅游城市（如黄山、桂林、张家界、九寨沟、西双版纳等）不同，周边地区尚分布着规模大、品位高、组合度好、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茶马古道、藏羌彝文化走廊、大滇西旅游环线、大香格里拉、古纳西王国等跨区域文旅元素，使丽江具备了跳出自身一亩三分地，建设辐射滇、川、藏3省、区近60万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区域性中心旅游城市的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这是丽江与其他知名旅游城市最大的不同，也是跳出旅游地生命周期限制，实现可持续永久性繁荣的最大潜力、优势和较好途径。

当前，丽江旅游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迎接旅游地生命周期挑战，打造区域性中心旅游城市，需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加主题公园、纪念馆类型旅游体验项目，增加文化内涵。如引进宋城千古情这样的大型文旅项目，创建徐霞客、洛克、顾彼得等名人纪念馆，讲好丽江故事；二是围绕“一体两翼二带（金沙江沿江风光经济带、丽攀大通道沿线风光经济带，含程海休闲度假区）”布局，实施“东西南北中”全面开放战略。1.以丽攀（川）大通道建设为契机，打开“东大门”，拓展川渝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市场；2.以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为机遇，交通先行，景区建设跟上，开辟连通怒江和“三江并流”腹地的旅游“西大门”“主战场”；3.重点加大“南大门”开放力度，强化同昆明和滇中经济圈的联系，提升昆大丽黄金旅游线；4.以丽香铁路、丽香高速公路建设为契机，畅通“北大门”，发挥主动，强化合作，重点打造丽江—滇川藏大香格里拉旅游线路；5.以4E级机场改扩建为契机，拓展开放空间，打造枢纽优势，强化中部支撑，助力丽江发展。三是迎接以休闲度假和深度体验为特征的全民大旅游时代，促动丽江旅游转型升级。其中，有两项工作需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改革创新丽江古城征费方式，释放丽江旅游活力，激发市场潜力，营造更优环境；二是积极应对丽江坝区“水危机”，破解制约当前及未来发展的燃眉之急、后顾之忧。四是解决丽江旅游一业独大“非最优”问题，奋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变“旅游丽江”为“实力丽江”。

如何理解旅游的“脆弱性”

客观地说，旅游业环境依赖性强，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良好的“韧性”。1996年，丽江旅游遭遇“2·3大地震”后浴火重生。2003年，丽江古城面对“非典”，利用长达半年的旅游停摆期，不失时机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街道改造、管线入地、亮化美化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非典”之后迎来更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014年至今，中国旅游先后经历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中美贸易“摩擦”等重大变数，但仍能强劲发展，逆势而上，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丽江旅游负面事件的发生、发展速度的放缓，主要是工业支撑薄弱、持续投入能力不足、旅游转型升级滞后使然。因此，在外部环境冲击面前，旅游业显得既“脆弱”又“坚强”，影响旅游持续发展的外部因素较多，但更大（最大）的危机往往源于自身内部而非外界。

什么是丽江“后水电”“后旅游”时期

自2003年起，丽江境内千亿级别的6座金沙江梯级电站建设先后启动，到2014年左右，电站建设收尾转入运营阶段，当年实现发电221亿千瓦时，产值40亿元，成为丽江工业的新亮点。但同时，由于电站建设投资大幅回落，能源优势未能延伸为后续产业发展优势，导致地方经济断档失速、增长乏力，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2014至2016年左右），我们称之为“后水电”时期。

“后旅游”时期是一个全新的假设性、阶段性经济现象概念，即指丽江经济在旅游比重过大，工业支撑不足，“荷兰病”“资源诅咒”、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转型升级等经济规律客观存在的大背景下，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旅游消费需求抑制减少等事件影响，一系列不利因素的相互叠加和增强放大，有可能会使以旅游占绝对主导的丽江经济再次面临新的困难时期——暂称为“后旅游”时期。“后旅游”时期丽江旅游的问题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累积于旅游业自身内部，可以由旅游业界自身加以解决完善的问题。如整治低价游、铲除零负团费，建立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开展信息化智慧旅游项目，进行业态创新，开发新产品新线路，改革创新古维费征收方式等；二是存在于旅游业外部，与旅游紧密相关，必须由旅游之外的外力要素协同联动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如，应对丽江坝区“水危机”，打造“全域旅游”，建设“宜游宜居宜业”城市；,解决支柱产业单一、经济规模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由于丽江“后旅游”时期面临的困难多、任务重、要求高，因此，预计初步好转不难，但彻底“走出”的挑战较大。能否顺利走出“后旅游”时期的关键，不取决于旅游业自身，而在于旅游业和新型工业间能否形成“两手抓两手硬”的均衡发展格局。

为什么旅游城市更需要重视新型工业化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新型工业是优化升级版的工业，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等特点，因此，能成为旅游城市绿色、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完美拼图”。旅游业是全球第一大产业，具有启动门槛低、资源消耗少、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特点，是加快发展的新选择。在旅游发展初期，为突出“旅游优先”和“旅游至上”地位，很多地方还曾经误解过旅游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当前，工业和旅游逐渐由对立走向统一，形成了“相向而行”，共建“宜游宜居宜业城市”的新发展趋势。如果说旅游城市重启和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补课”，解决旅游业跛脚走路的“硬伤”问题，那么工业城市重视旅游则是补“缺憾”，行锦上添花之实。相较而言，补“硬伤”比补“缺憾”难度大；工业反哺旅游“易”，旅游反哺工业“难”；先发展工业后发展旅游业“易”，先发展旅游后发展工业“难”；不发展工业则“难上加难”。这是因为，第一，旅游城市必须发展工业的思想尚未被多数人接受；第二，旅游城市工业基础薄弱且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第三，旅游“挤出效应”影响工业在内的其他产业发展；第四，旅游城市弥补工业“短板”应充分结合地方实际，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发展的要求更高。

1999年，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经济发展的真实含义，不是一个或几个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这对旅游城市尤有指导意义。实践也证明，虽然旅游业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但那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地方却反而获利甚少。中山大学徐红罡教授在《资源型旅游地增长极限的理论模型》中特别提到，“这类旅游地虽然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成功获得了‘第一桶金’和巨大声誉，但其经济却反而陷入了过度依赖旅游业的‘困境’，使其他产业的发展面临困难，反过来又影响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使旅游地被锁定在‘非最优’发展模式中。”由此可见，一些地方希望简单地按下“旅游快捷键”，实现所谓的“跨（去）工业化”发展，看似美好，实无可能。比如丽江，纵使旅游业已取得了极大成功，但至今依然面临着“名气大、实力小；资源多、发展慢；山水美、贫困深；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问题。这不是单靠旅游就能解决的问题，主要与发展的路径选择有关。

均衡发展才有出路。当前，多数旅游城市发展慢、实力弱是不争的事实。如2018年，拥有九寨—黄龙和大熊猫栖息地2项世界自然遗产的阿坝州GDP为306亿元，位居全省倒数第二；拥有黄山、西递镇两项世界遗产的黄山市GDP为660亿元，排名全省最后；张家界市GDP为497亿元，仍排全省末位。即便是处于开放前沿的海南省三亚市，同邻近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工商业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之相反的例子，2017年，世界旅游与旅游理事会评选全球发展最快的旅游城市，前10名都在亚洲，重庆、广州、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包揽前5名，深圳位列第8，但厦门、昆明、桂林、黄山等知名旅游城市却无一入围。说明亚洲城市特别是国内一线城市已悄然站在了全球旅游业增长的最前沿，前景看好。同时，也充分证明，综合实力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空间，单靠旅游不可能走远，惟有重视工业，均衡发展，旅游城市才能拥有更好的出路和未来。

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苏州和苏州旅游

在国内众多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苏州和苏州旅游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江苏省苏州市依托背靠上海、位居长三角核心圈层的独特优势，以有限的资源条件创造了经济规模效益与直辖市（上海）、重点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并肩看齐，让许多著名的旅游城市相形见绌的发展“奇迹”。据统计，2017年，苏州市GDP为1.73万亿元，位居全国城市（下同）第7名；财政收入1908亿元，位居第6名；A股上市公司104家，位居第5名；发明专利申请4.58万件，授权量1.16万件，均位居第4名；进出口总额2.14万亿元，出口1.27万亿元，位居第3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万亿元，位居第2名；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地级市第1名。2018年，苏州市财政收入2120亿元，比广州高500亿元，人均GDP达17.4万元，比上海高出近4万元。在旅游方面，苏州拥有苏州园林、大运河苏州段两项世界文化遗产和丝绸档案世界记忆遗产，是“一市三遗产城市”和全球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2018年，苏州市有苏州园林、周庄古镇、同里古镇、吴中太湖、金鸡湖、沙家浜·虞山尚湖等6个5A级景区，全年接待国内游客1.28亿人次，入境过夜游客182.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601.2亿元，位列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第3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以上可见苏州旅游的实力之强、成绩之大，即使如此，在苏州市整体经济盘子中，旅游甚至连“主打菜”都算不上，其GDP比重不到7.5%，远小于工业和整体服务业（几乎各占半壁江山），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旅游业占GDP总量比重为11.05%）。但换一个角度讲，长期高度重视工业，均衡发展，使产业结构位次从最初的一、二、三逐步转换过渡到二、一、三或二、三、一，最后实现三、二、一的历史性跃升，正是苏州经济成功的关键。（奚百川 丽江市委政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