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探寻史实，印证辉煌——读《木府通论》

《木府通论》计百万字、五大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全书以木府为主线，涉及多学科、多门类、多领域，有纲有目、有叙有议，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探寻史实，疏理民族历史文化，为木府恢复重建提供依据，丰富木府文化内涵，是作者深入研究木氏土司和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初衷。

木府恢复重建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文化工程。古建筑的恢复，尤其是木府这样有着四五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只有深入了解木氏土司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恢复重建才能有正确的定位。作为木府恢复重建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第一责任人，作者在书中写道：“为完成木府恢复重建任务，我们对纳西族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试图在纳西族历史长河中寻找出木府的影子和‘魂魄’。尤其是有关木府建制的相关文献资料，是木府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必须搜集、整理和分析。”为此，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史志、历史文献，访老问贤，考察历史遗迹。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木府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并形成了较为详实的文字资料，为木府的恢复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木府恢复重建的过程，也是深入研究纳西族和木氏土司历史文化的过程。多年来，作者查阅了大量地方史志、历史文献，走访调查，进行考古发掘，还远赴康巴藏区实地考察。为“收罗天下文献，探寻木府旧事，考察探微旧址”，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纳西族历史文化调查。作为木府恢重建的第一责任人，黄乃镇先生要求参与恢复重建的人员，不但要学习中国古建筑理论知识，还要学习木氏土司和纳西族的历史文化。通过这些举措，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为木府恢复重建圆满收官和古城博物院（木府）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书中《木氏土司事略》《木府沿革》《文献考证和考古》《木府文化理论》等篇什，是这时期作者给工作人员授课的录音整理。

多年来，黄乃镇先生结合木府恢复重建和古城博物院（木府）建设，先后撰写了近百万字关于木氏土司和纳西族历史文化的论文。除收入《木府通论》各卷中的篇章外，其第四卷以整卷的篇幅，论述了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过程和木氏土司家族的兴衰史。资料详实，立意新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追述历史渊源，寻找祖先足迹，是研究纳西族历史的重要课题。学界普遍认为，纳西族是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迁徙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晋代《华阳国志》称纳西族为“摩娑夷”；唐朝时期称为“摩些”，元代称为“摩些”“摩娑”“末些”，明代称为“麽些”“摩些”“摩荻”；清代、民国时期以称“麽些”为主。唐代以前，称为摩娑夷的纳西族先民居住在藏羌彝走廊的各个地方，他们选择不同的路线向西南迁徙。作者通过田野考察和查阅文献典籍，以及东巴经书《创世纪》和纳西族送魂路线，得出这样的结论：居住在丽江的纳西族先民，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不同路线来到丽江的。也就是说，其迁徙路线是成网状的很多条。那么，木氏家族的先祖来自哪里？他们何时来到丽江？

《木氏宦谱》是木氏土司家族的谱系，现存甲、乙两种版本。《宦谱》甲种本载，“始祖叶古年，唐摩娑，年之前11代，东汉为越嶲诏，诏者，王也。年之后6代改为筰国诏，又定筰改为昆明总军官。”《通论》作者通过汉文史料、敦煌吐蕃历史文献和纳西族东巴典籍，对木氏始祖叶古年的事迹进行认真疏理和考证。汉代以后，摩娑部落居住在以产盐而著称的定笮（今四川盐源），唐改称昆明，摩娑首领叶古年为昆明总军官。《华阳国志》载，“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大约在703年前后，居住在定筰的纳西族先民与前来争夺盐池的吐蕃发生多次战争。因为不堪连年用兵，民不聊生，摩娑部族首领叶古年毅然放弃了以产盐而著称的富庶之地，率领一支纳西人离开了战火纷飞的盐源，迁徙到了三赕即今丽江坝，赶走了居住在这里的濮繲蛮，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在丽江的白沙岩脚凤凰山下建起了自已的总管府。元末明初，木氏土司在狮子山东麓兴建府署衙廨。这是木氏开基之业，其意义非同寻常。作者这样写道：“木府最早的一块基石，就是在那个时代奠定下了。”

作者还对《木氏宦谱》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书中写道：“我们今天考证木府文化，首先要疏理清楚木府历代的主人——木氏土司家族的历史。惟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木府的宏伟建筑，看透木府后面的历史烟云和木氏家族的命运，从中窥见纳西族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惟有如此，我们恢复重建的木府才具有它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在《祖先智慧》一文中，作者通过对纳西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周围力量的对比，提出了“夹缝中求生存”这一新的见解。唐、宋时期，纳西族地处唐、南诏（大理）、吐蕃之间。长期以来，纳西族在各种强大势力中周旋，既以保存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不被同化、吞噬为首要，又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机会。用作者的话说：“我的地盘你可以拿去，我也可以为你去征战四方，但我的血脉你永远也不能改变。”

元代是纳西族历史的转折时期。地处夹角地带的纳西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深知，只有依靠中央王朝才能摆脱不利的地位，求得生存和发展。1253年，忽必烈率号称60万的大军，兵分3路进入云南。丽江纳西部落首领阿琮阿良率众归附并跟随其南征大理，因功授副元帅职，立茶罕章管民官，后又改置丽江宣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忽必烈平定大理，统一了云南各部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阿琮阿良倚仗元王朝的权威，逐步统一了纳西各部族，结束了长期以来丽江纳西族地区“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的局面。1275年，元王朝在云南建立行省，结束了长期以来云南与内地隔离的状况，同时，开始了丽江纳西族地区新的历史。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丽江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率众归顺明朝，并协助明军统一了广大地区，明太祖朱元璋钦赐“木”姓，封木得（阿甲阿得）为丽江军民府世袭土知府。此后，在明王朝统治的260多年中，木氏土司和明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的支持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作者这样写道：“如果说元代纳西族在时代潮流的变革中，由于统治者木氏家族的审时度势，让纳西人在滇、川、藏交界区域各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下，终于在崇山峻岭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纳西族迎来了崛起于中华民族之林的大好时机。与此同时，纳西人由历来处于被动地位的角色，一跃成为主动进取的民族。”

明代200多年间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极盛时期。木氏土司利用丽江地区多民族的复杂关系和处于汉、藏两大族之间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成为明王朝在滇西北的重要支柱，受到明王朝的重视和支持。明天顺六年（1462年），木氏土司开始向藏区用兵，通过一村一寨地争夺，将其疆域不断向康、藏地区扩展。鼎盛时期，其势力曾达到云南西北部及四川、西康、西藏边境一带，包括今云南省的丽江、迪庆、怒江，以及四川省甘孜州的西北部，直到西藏昌都地区的东南部等地方，最西直达恩梅开江上游地区。

与此同时，木氏土司在其领地内移民屯垦、修渠造田，使用从丽江纳西族地区带去的铁犁铧深翻土地，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水利等条件，种植水稻（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红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大力发展生产。由于木氏土司向北发展，大批纳西族移民迁往藏区，他们离开了故土，在新的地方生产劳作，建起了村寨和家园，为藏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明代木氏土司留在藏区的经济遗产。

明代木氏土司向藏区扩展，其路线有3条：西线、东线、北线。作者对3条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书中作了详实的记述。西线：丽江—石鼓—巨甸—塔城—维西—兰坪，以及更西边的怒江流域。北线：丽江—白水台—中甸—奔子栏—德钦—巴美—盐井—芒康。从丽江往东及偏东北方向，是宁蒗、永宁、盐源、木里、稻城、巴塘、里塘等地。

对此，作者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木氏土司当初开疆扩土、连年征战，想到的只是疆域的广阔、矿产资源的丰富以及牛羊的富有，但他们没有想到，民族文化的砥砺和交融，同样福荫着他们的子孙后代。而我们今天看重的，不是木氏土司穷兵黩武的扩展野心，而是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由此带来的文化传输——不是谁传给谁，而是相互间的渗透和影响。”当年木氏土司的几条向藏区扩张的路线，成为后来滇、川、藏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即“茶马古道”。

木公至木增6代，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鼎盛时期。木氏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到木增时，其统治地位更加巩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不断发展，史称，“丽江产矿独盛，富冠诸土。”由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特别是采矿业的发展，使木氏土司库藏充实起来，为大兴土木、提倡风雅提供了物质条件。木增在任期间，扩建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氏府署，兴建了闻名遐迩的忠义坊，在白沙修建了大定阁、金刚殿等建筑群落，从中原等地请来名画师，绘制了具有汉、藏、纳西等民族特点，融多种宗教题材、多种绘画风格于一炉的壁画。在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修建了宏伟壮观的悉檀寺，在康巴藏区修建了众多藏传佛教寺院。

木氏土司审时度势，善于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随着不断向北扩张，木氏深知藏传佛教在藏区的地位和在藏民中的影响，因而，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特别是噶玛噶举派的交往和联系，以提高其在藏区的政治影响。

第一位到丽江访问的大宝法王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八世噶玛巴弥觉多杰（1507年—1554年）。噶玛巴在丽江驻锡的日子里，木氏土司给予极高的荣誉和许多供养。木土司还允诺：“10年中不向藏区派兵，并每年派僧差500名，建寺庙百座。”

第八世噶玛巴的丽江之行，促成了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施授关系和政教结盟，从而使噶玛噶举在康巴藏区得到进一步弘扬，也增强了木氏土司在藏区的政治威望。

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高僧必修的功课，各大寺院将大藏经作为镇寺之宝。木增是木氏第19代土司，他深知藏文大藏经的珍贵价值，刊刻大藏经《甘珠尔》对传播和弘扬藏文化，增进纳西、藏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1614年，第六世红帽系法王夏玛巴却吉旺秋应木增土司之请到丽江指导刻印《甘珠尔》。木增土司为丽江版《甘珠尔》作序，夏玛巴为《甘珠尔》编写目录和后记。1623年，丽江木氏土司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历时9年后完工。1657年，第十世噶玛巴却英多杰驻锡丽江，为《甘珠尔》增制汉语目录。

丽江版《甘珠尔》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出版史上惟一带有汉语目录的藏语经典。”

时隔400年，至今，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大殿中还供奉着当年木增土司赠送的108卷“丽江版”《甘珠尔》朱砂本。这一卷卷黄绸包裹着的经书，见证了历史上纳西、藏文化交流和源远流长的友谊。

丽江多种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相辉映。木氏土司面对纳西族本土东巴教以及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宗教，既保留本民族的宗教的同时，亦对外来的宗教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作者认为：“历代木氏土司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与纳西族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并指出：“这种兼收并蓄、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使得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文化呈现出一种灿烂多元的色彩。同时，让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在丽江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处，但又都不可能成为这个民族的主宰。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种宽容、和谐、多元的社会信仰典范。世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因为信仰不同而兵刃相见的悲剧，已足以让我们深思。”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民族亲和开放政策，吸收各民族的文化，兼容各民族的宗教，热心学习和提倡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维护国家统一。至明代中期，在木氏土司家族中出现了第一位用汉文写作的纳西族诗人木泰。木泰之后，相继出现了用汉文字写作的木氏作家群，仅木公、木青、木增3人就一共创作了14部诗文集，并全部付梓刊行。

七律《两关使节》是木泰袭职后写的一首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纳西人写的汉文诗，也是木泰惟一留存下的诗。恢复重建木府以后，将诗中的“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作为对联悬挂在木府大门上。据黄乃镇先生说，之所以选这两句作为木府大门的对联，是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偏远地区的土司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并说：“木氏土司家族从来没有分裂之心、叛乱之谋。他们认定，只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才会有自己生存发展的机会。”

在《有朋远来续佳话》一文中，作者对徐霞客丽江之行作了详实的记述，盛赞木增和徐霞客的深厚友谊，高度评价徐霞客对丽江的贡献，称徐霞客是传扬木府第一人。作者在文中写道：“关于木府的历史，元朝几乎没有记载，明代才渐多起来，但多数为传抄内容。惟有《徐霞客游记》记载最为翔实，尤其是‘宫室之丽，拟于王者’成为木府最直接的材料，也是木府恢复重建最重要的依据。”

多年来，木府和丽江徐霞客研究会为续谱木徐友谊新篇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徐霞客纪念馆、促成玉龙县和江阴市缔结友好城市、塑木增和徐霞客塑像等。

清代丽江“改土归流”，木氏土司退出历史舞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在《通论》中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改土归流’是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向前发展的一大步，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它对国家统一、社会变革、生产发展、文明传输、民族交融、文化发展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木氏土司家族来说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对一个民族来讲则应该看成是一次进步之举。”

作者最后写道：“我们透过一个家族的兴衰，看滇西北各民族砥砺、交融、发展的风云；我们也通过木氏土司家宅的辉煌，看纳西族的智慧和勇敢、勤劳和坚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再强大的王朝都要经历由盛而衰的这一历史过程，更何况一个区区的土司家族，能延续3个朝代，传世几十代人，已属不易，足以令我们纳西人为之骄傲了。”

总之，在《木府通论》中，作者通过丰富、翔实的史实，印证了丽江木氏土司家族曾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时，透过木氏土司和纳西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的论述，彰显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牛相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