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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及“边纵”七支队的特点和精神
发布时间:2020年08月17日 15:55:00  来源: 云南网-丽江日报

原标题: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及“边纵”七支队的特点和精神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踏上红色革命圣地,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多次强调要从中国革命历史、优良传统和精神中汲取养分。在全国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团结带领人民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重温中共滇西北革命根据地与“边纵”七支队的历史,对于当前结合丽江实际开展“四史”学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共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边纵”七支队是以滇西北各族儿女为主体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既有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的共性与精神,又有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个性特色与精神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边远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其特色和精神值得进一步挖掘与阐发。

滇西北各民族“革命儿女的功绩万古长存”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黄平到滇西开展工作,1948年5月在剑川成立中共滇西工委,黄平任书记。滇西工委工作范围包括整个大滇西地区,即指云南一平浪以西的楚雄、大理、丽江、怒江、迪庆、保山、德宏以及临沧部分地区。大滇西片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滇西起义”(也称“腾越起义”)、护国首义、护法战争,滇西儿女奋勇当先投入救国图强运动,涌现出马子云、杨玉科、李根源等众多杰出人物。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又涌现出张伯简、王复生、王德三、杨青田、李鑫、赵祚传、周保中、艾思奇等云南籍著名共产党员。就丽江地区而言,华坪籍陶光潮、严英武、严英俊、李君忠、丁志平、陈永贵等于20世纪20年代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早期党组织建设和革命运动中的重要骨干。其中,严英武于1926年12月受中共云南特支派遣到华坪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华坪农民(运动)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华坪分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开启了中共地下党在丽江活动的序幕。1927年,严英武又到滇南文山开辟工作,建立了文山第一个党支部并任书记。1927年3月,严英俊任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宣传委员兼青年部长。纳西族第一个共产党员李群杰,1928年曾在丽江中学组织“新丽江读书会”,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20世纪30年代,李群杰到北京、广州求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遣回滇,开展恢复云南地下党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昆明支部书记、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省工委书记。革命前辈们前仆后继的革命活动,为创建滇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人才基础。

中共滇西工委成立后,很快建成了以剑川、丽江为中心的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以祥云为中心的滇西革命根据地。其中,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北起金江、东至鹤庆、西达福贡、南抵邓川,包括剑川、丽江、鹤庆、洱源、福贡、碧江、兰坪、维西和金江、西山特区,云龙、邓川部分地区”(《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中国共产党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大事记》)。1949年6月下旬,中共滇西工委决定成立丽江中心县委,和万宝任书记,统一领导丽江、永胜、华坪、宁蒗、中甸、德钦、维西、金江特区等县(区)的解放运动,加快发展壮大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丽江实现和平解放,使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49年秋,撤消滇西工委,建立滇西北地委和滇西地委,分别由滇西北地委领导丽江、怒江、迪庆、保山、德宏及大理部分地区,滇西地委领导楚雄及大理的祥云、宾川等地区。1949年12月,滇西北地委又分为丽江、大理、保山3个地委,其中,丽江地委辖剑川、丽江、鹤庆、永胜、华坪、宁蒗、中甸、维西、德钦、兰坪、碧江、福贡、贡山、泸水等14县(区),兼管西康省巴塘地区的党组织(1949年7月1日丽江解放后,四川巴塘藏族平措汪阶前来丽江与中共滇西工委取得联系,并履行了入党手续,滇西工委又派平措汪阶回到巴塘建立党组织,开辟滇康边革命根据地,争取与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永胜、华坪、宁蒗相继解放后,“边纵”七支队又解放了川西的盐源、盐边等县,并参加了西昌战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滇西北革命根据地。

“边纵”七支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1949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云南工委与桂黔滇边区工委合并为滇桂黔边区党委,区域内游击队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共有12个支队,其中,第七支队以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境内纳西族、白族、傈僳族、藏族等优秀青年为主,共有6个团、一个骑兵大队(即31团、32团、33团、34团、35团、36团、直属骑兵大队)。“边纵”七支队转战于滇西北地区、保山、德宏以及川康地区盐源、盐边、西昌等地,为解放滇西、进军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两年多的革命战争期间,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及“边纵”七支队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革命军人,涌现出上千位英模人物。1951年,“边纵”七支队20多位战斗英雄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其中,木林、钱宁(维西县保和镇人,见《纳西族人物简志》)、赵人英(女,纳西族,丽江古城义尚文明村人)3位英模评选为十四军“英模旗帜”。

丽江各族人民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原中共滇西工委书记、滇西北地委书记、“边纵”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平指出,1949年7月1日,丽江实现解放对“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成和巩固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一“关键性”作用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丽江的解放不仅扩大了滇西北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使滇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同时为进一步开辟滇、康边地区争取与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创造了条件;二是丽江解放使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掌握了可装备一个师的武器弹药(丽江是云南省第十行政督察专署所在地,存放有较多武器弹药,民间行走茶马古道的武器弹药也有不少);三是丽江的解放使滇西北根地有了充裕的资金来源,极大地解决了根据地和军队的资金需求。据《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大事记》,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共筹资“用于革命战争的费用约为半开(银元)80多万元”;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总计在武装斗争时期的收入,约为半开80余万元”。这一资料说明,至少有16个县(区)连片的滇西北根据地的资金总收入(或费用支出)为80多万银元,而在丽江解放之后,仅丽江县就先后筹资近40万银元(其中,工商界及民众捐赠25万元,清算没收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赃款物10万余元),极大地支持了根据地建设与军队建设。总之,丽江的解放极大地增强了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经济等实力,为粉碎国民党对根据地“南北夹击”的围剿、配合“边纵西进部队”的行动、参加解放川西的西昌战役、迎接解放大军进军西藏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难怪当丽江解放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中央政府时,李宗仁代总统急电卢汉:“听说丽江失守,是土共搞的还是洋共搞的?”可见其影响不小。“龙腾虎跃是丽江。”黄平同志还指出,“以白族为主的剑川暴动,是在没有武器装备,不喊一声口号下取得成功……纳西族是以豪放的吼声展开斗争的,万人‘五一大游行’,在强敌压境面前,发出‘拥护共产党’的呼声,掀起群众斗争怒潮,震憾滇北高原……以纳西族为主组成的34团、35团为肃清地方反动势力,转战永胜、华坪直至西康省的盐边、西昌。”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的郑伯克也指出,“纳西族革命儿女的功绩万古长存。”

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立足民族地区实际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共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及七支队最鲜明的个性特色。滇西北是白族、纳西族、傈僳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做好民族工作始终是建立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首要任务,中共滇西工委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手发动和团结依靠各族人民,诚心诚意培养和信任民族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组织、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团结奋起奔向光明。这一在多民族地区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和显著特点,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现有5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55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同源共体,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的疆域,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民族工作,致力于建立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新中国,矢志不渝地团结带领各民族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在救国图强、抗击外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斗争中奋勇当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滇西北各民族人民敢为人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创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同样作出了突出贡献。下面,主要结合丽江纳西族地区的实践,略谈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个性特点,抛砖引玉。

继承和发扬红军革命传统和精神。红军长征过丽江时播下的革命火种,在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1936年4月24日,红军长征到达丽江受到了丽江民众的热情欢迎,红军不打一枪一弹进入了滇西北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重镇,并在丽江人民的帮助下顺利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对于丽江人民打着“欢迎义军”横幅列队出城欢迎红军的历史场景,时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的黄新廷将军曾有生动回忆称,“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根据地后,在新区第一次见到这样军民团结鱼水交融的动人场面。”红军在丽江虽然只有5天左右时间,但丽江人民深刻感受到了红军坚定理想信念,一心为民谋利,真心帮贫助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亏待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一位漾西村的纳西族大妈挑了一担井水放在村口,让过路的红军解渴,但红军每喝一碗都会在水桶边放下一个银毫子,老妈妈激动地说:“喝一碗凉水都要给钱,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军队。”一位红军战士在离别时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送给了贫苦房东,并承诺等革命成功后再送一床完整的被子(70年之后,当贺龙元帅、肖克将军等红二、六军团首长的后代听说了这件事,便带着崭新的棉被来到丽江,代表先辈兑现承诺)。只有一床被子也要剪一半分给穷人,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必须一代接一代去兑现,体现的是红军的初心与使命。红军一心为民的传统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丽江人民,红军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行为,同样给丽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的民族平思想、方针、政策,让长期遭受民族压迫的少数民族特别感动,如沐春风,深受鼓舞。丽江人民在与红军的零距离接触中,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和光明前景。红军在滇西北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建立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时期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坚定信念、一心为民、求真务实、民族平等、团结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传统和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本民族优秀共产党员返回家乡传歌播火,各民族优秀知识青年率先投入滇西北根据地建设。自“五四运动”以来,前往北京等地求学的纳西族学子陈轲轩、和志均、和志坚、方国瑜、李汝源、周杲、桑即藩、李寒谷、李群杰等首先接触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并把新思想、新文化传到边陲丽江。在创建丽江革命老区的历史进程中,在昆明入党的杨尚志、白菊英、和万宝等纳西族共产党员先后返回丽江,充分发挥熟悉本民族、了解本地实际的优势和条件,积极组织发动民众,成为丽江纳西族地区开展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带头人或播火者。杨尚志,193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分校,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成都被捕,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经受了狱中近5年的严刑拷打等考验,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后经在重庆的纳西族抗战将领李汝炯(中将)等营救出狱,辗转回到丽江与中共滇西工委接上组织关系,于1948年4月创建了丽江第一个党支部,成为玉壁金川大地传歌播火闹翻身第一人。先后任中共丽江县工委书记、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支队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七支队35团团长兼政委,七支队副司令员,丽江边防军分区副司令员、14军42师副师长等职,为创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及解放康、滇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万宝,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加入共产党,1949年1月调回丽江任中共丽江县工委副书记,先后任丽江县委书记、丽江中心县委书记、丽江地委秘书长、丽江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他们回到丽江后如鱼得水、龙归大海,在滇西工委的领导下,结合丽江实际大力发动群众,发展基层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丽江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和灵魂人物,用滇西工委书记黄平的话说,杨尚志、和万宝在丽江“革命斗争中成为纳西族的中心人物”。他们返回家乡后,积极组织、引导包括省立丽江中学、县立丽江中学、国立丽江师范、鹤庆师范师生在内的优秀青年率先加入到丽江解放运动革命洪流之中。郭耀南、李刚、和根、李汝刚、和运祺、杨廷权、木凤章、和国伟、和运斌、赵鼎、木承圣、杨凤鸣、周嘉谟、尹启汤、和子岳、和鉴彩、李世宗、李植元、赵有志、和自乐、颜义恒、和志武、木全章、木芹、李近春、杨一星、杨世强、兰伟等各民族文化青年,成长为滇西北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及武装力量的重要骨干。

充分调动各民族抗战老兵的爱国爱乡情操,发挥他们懂军事的特长与作用,为建立和发展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和军队建设作贡献。自辛亥革命以来,滇军中的滇西北儿女积极参加救国图强运动,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出滇抗战,奋勇当先。其中,有3000名丽江纳西族儿女(包括数十位将校级军官)在华北、华中、华南、滇西等战场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1000多人为国捐躯。战后,众多曾为国而战的纳西族将士返回家乡,这些抗战老兵中,有的还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功勋卓著。滇西北根据地创建初期特别缺乏军事人才,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并不因为他们来自旧军队而放弃或排斥,而是积极加以团结、引导,充分调动他们爱国爱乡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懂军事的特长。通过在回乡军人中组织“民主军人同盟会”等形式,认真开展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建立和发展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在武装斗争及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和立信、木翠华、和庆善、木铎、和世璋、侯锡卿、刘庭彩等众多回乡抗战老兵,发展成为根据地武装力量的重要领导和骨干。其中,木翠华,丽江白沙龙泉文荣村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4期,历任滇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少将旅长、少将机炮大队长等职,在台儿庄战役中“浴血月余,受创五处,几至以身殉国”,抗战胜利后回到丽江,靠开一个杂货铺谋生。1948年,在中共丽江地下党员李刚等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丽江人民自卫军一支队司令员、滇西北行政专员公署军事科长等职,为建设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解放丽江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庆善,丽江古城百岁坊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12期,曾任滇军上校团长,抗战时期出滇抗战,先后任60军182师少将副旅长、少将副师长,58军少将旅长等职,转战湖南、浙江、江西、湖北、鲁南等战场,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辞军职回乡。他思想进步,支持子女参加地下党组织,积极帮助和支持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的统战工作,并担任丽江县政务委员、丽江县人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等职,为丽江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和立信,丽江县祥云村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曾任滇军中校副团长,后随军出滇抗战,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长沙保卫战等。抗战胜利后不愿打内战而辞职回乡,在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任教。1949年5月加入共产党,先后担任丽江人民自卫大队大队长、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参谋长、“边纵”七支队第34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开创和保卫丽江、剑川、鹤庆、永胜、宁蒗、华坪、中甸、维西、兰坪、泸水、贡山、碧江、福贡、洱源、邓川县等连片滇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解放盐源、盐边战斗以及西昌战役。后任丽江边防军分区基干团团长,进一步为藏区解放作出积极贡献。从抗战老兵到滇西北人民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战士,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参与革命根据地建设,充分发挥他们懂经济的专长和作用,努力搞好根据地后勤保障工作。丽江是茶马古道重镇,自古有爱国爱乡的商业文化传统。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丽江工商界众多著名人士率先参加革命,带动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集资理财、保障后勤。据有关史料,丽江工商界先后捐资筹款达24万多银元,有力支持了丽江新政权和军队建设。丽江工商界一些进步人士在中共党员的引导下较早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民族的繁荣在共产党。因此,工商界要积极支持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比如,1949年初,党组织派和万宝从昆明回丽江工作时,身上就带着鲍品良写给李烈三的一封书信,信中谈的正是关于丽江工商界同仁要“绝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想法(见《丽江县革命史》),和万宝回丽江后也经常住在李烈三家,研究有关工作。1949年4月,李烈三、鲍品良两位商界精英经滇西工委批准入党。李烈三出生于丽江古城著名“永兴”号商家,他曾开辟了从丽江经察隅到印度加尔各答的新商道,组建了在丽江、迪庆茶马古道沿线有较大影响的“雪山社”。他曾向丽江地下党组织建议,可在雪山社基础上组建联防队和骑兵队,并宣布解散雪山社。李烈三入党后,先后担任了中共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直属大队大队长、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后勤部丽江分部主任、滇西北专员公署边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他曾捐出家中的100多条枪和百多箱子弹,用于装备自卫军,同时积极组织发动丽江工商界捐款捐物支持新生政权。

因他熟悉迪庆藏区的情况,在茶马古道沿线有较高威望,1949年8月,滇西北地委派他前往迪庆开展统战工作,不幸于同年9月3日在中甸惨遭汪匪杀害。李烈三是滇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和平解放藏区而牺牲的杰出领导干部。此外,有丽江首富之称的“仁和昌”传人赖敬庵(其父赖耀彩,捐资在金沙江、澜沧江上修建3座大桥,省府曾表彰为“交通是赖”)也于1949年初参加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先后担任丽江县政务委员会财委主任、县商业联合会主席等职,全力以赴筹集资金支撑新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为丽江解放和巩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杨超然,先在印度学习经商,后任“仁和昌”信账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抗日战争时期全力创办黄山幼稚园。1949年4月,杨超然加入中共地下党,先后任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后勤部副主任兼卫生处处长、“边纵”七支队第三医院院长、丽江县政府经济建设科科长、丽江专区医院院长、县工商联秘书处等职。李达三,创办“达记”商号,在康藏地区享有盛誉,开办有铜厂、银厂、石棉厂、云母厂、水晶厂、造纸厂、松香厂等实业。他爱国爱乡、思想进步,积极支持丽江解放事业,他家的大华松香厂是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率先捐出众多家财支持新生革命政权。在丽江革命战争的历史上,曾留下了众多商家积极捐款捐物支持新政权的感人场景,比如,1949年8月1日,丽江数万民众在民主广场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周年大会,会上,丽江工商界同仁涌跃捐款,会后举行游活动时,工商界代表抬着当日捐赠的4万多银元,昂首阔步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丽江民族工商界在滇西北根据地建设中的特殊贡献,十分难能可贵。

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人士,团结社会贤达,充分调动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积极性。争取习自诚起义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民族地区取得的一个成功典范。习自诚, 191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参加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曾任滇军团长、军械局少将局长等职,后脱离军职回丽江。习自诚既是国民党丽江督察署专员兼丽江县长,又是纳西族上层实力派首脑,不仅掌握当地军政大权,还控制着帮会组织,与云南省府的卢汉等也保持有密切关系。滇西工委和丽江县委通过认真细致的争取工作,促使习自诚一步步走向革命,于 1949年6月底宣布“还政于民”,脱离国民党政权率部起义,丽江实现和平解放,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继北平式、天津式、绥远式的又一形式”。丽江解放后,周霖、和柳、李觉民、李扬铣等丽江文教界精英纷纷为丽江新政权服务,成为新政权所属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人。此外,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平政法大学,曾任省立一中、省立二中、省立三中3校校长的和志坚,担任了新政权的政法科长、法院院长等职。晚清进士和庚吉,一生爱国爱乡,1936年4月红军长征到达丽江前夕,针对国民党政府说红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反动宣传使丽江人心惶惶的情况,勇敢地站出来说:“‘共产’是一个政党,有自己的纲领,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会杀人放火,乱来一堂,大家不必要惊惶失措。”并动员古城民众前去欢迎红军。他由衷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热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之日,已是85岁高龄的和庚吉满怀激情,挥毫撰写了一副对联:“创前所未有的新中华,英雄时世;扩养生大同于遥远邑,衽席苍黎。”并贴在四方街用青松枝搭的牌坊之上,以表达丽江人民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和期望。参加过北京“一二·九运动”的著名作家李寒谷,一生追求进步,曾在故乡捐资创办三仙姑完小,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已经瘫痪在床的他激动地说:“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城乡劳苦大众成为丽江解放运动的主力军,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基层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组织声势浩大的“五一大游行”等群众运动。根据省工委和滇西工委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准备武装起义”的指示,丽江县工委从实际出发,首先在广大农村通过创办“文瑞歌舞训练班”“开南文艺研习所”“拉市镜湖读书会”“黄山培德补习班”“金江青年读书会”“九河青年联谊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发动贫苦民众开展闹翻身、求解放运动。先后建立了中共文瑞、石鼓、九河、剌是、开南、大研等6个区委会,组建了开南、剌是、文瑞、玉龙等武装斗争组织。1949年5月1日,组织了有1.5万人参加的“五一示威大游行”,剌是坝等贫苦农民星夜赶到丽江中学足球场参加集会。丽中学生会主席杨廷权主持大会,和万宝代表县委讲话,农民代表、妇女代表、文化界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会上,第一次公开高呼“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等口号。会后,手持大刀、长矛的贫苦农民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蒋介石”“打倒罗英”等号进行示威游行,震撼城乡,充分显示出人民大众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丽江人民的革命斗志,有力推动了丽江的解放。此后,数万贫苦农民又参加了当年在丽江县民主广场举行的七一、八一、十一集会与大游行活动,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广大贫苦农民成为丽江革命老区名副其实的主力军。

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争创一流的精神

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同样具有“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结合建立和发展丽江革命老区的实践,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精神同样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三。

一是滇西北各族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各族人民的理想信念,首先来自党的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建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消除民族隔阂与歧视,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国家统一、国强民富,也是地处边陲的滇西北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美好追求与梦想。从红军长征过滇西北时宣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民族平等政策,到中共滇西工委和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告滇西北少数民族同胞书》中提出的民族平等,实行民族自治,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保护少数民族同胞生命财产安全,欢迎各少数民族来解放区经商、旅行,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要加强团结,民族解放离不开共产党、各民族在党的领下积极参加解放事业、共同建立新中国等为主要内容的10条政策措施中,滇西北各族人民逐步看到了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的希望和前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滇西北各族人民在创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团结奋起,奔向光明,不断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步调一致地开展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运动,建立了连片的滇西北根据地。在巩固发展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和参与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丽江各族人民进一步树立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心向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为了表达滇西北各族人民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激之心,1951年,方国瑜先生到北京参加云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时,把用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书写的“我们永远跟着您走”的锦旗敬献给党中央、毛主席,体现了滇西北各族人民永远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与初心使命。有了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不论是在建立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探索特色发展之路,滇西北各族人民始终眼明心亮,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与时俱进探索实践符合自己实际的特色发展之路,不断开创新业绩。

二是牢固树立一心为民、“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在创建发展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中共滇西工委各级党组织认真践行一心为民的宗旨,发扬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和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发动群众、武装斗争时期需要这样的精神,夺取政权、实施革命政权后更需要这样的精神。1949年10月1日,丽江数万各族群众在民主广场隆重集会,举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暨庆祝中共滇西北地委、滇西北行政专员公署和边纵七支队成立大会”。会上,号召丽江各族人民在“自由、民主、富强、康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之际,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不移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要求丽江新政权的全体成员必须“无条件为人民服务”,让新成立的丽江县政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对数万民众进行就职宣誓:“遵守民意、虚心学习、努力工作、执行决议、完成任务,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乃至生命灵魂,全部献给丽江的广大人民,无条件为人民服务。”这一誓词充分体现了新政权一心一意为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丽江新生政权对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发出庄严承诺——“无条件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获得了丽江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新贡献。重温革命先辈在70年前进行的“无条件为人民服务”就职宣言,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老区精神,牢记初心使命,是新形势下加快丽江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一切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争创一流的思想境界。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坚持一切从滇西北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建立和发展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比如,民族工作坚持从滇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明确了“党在滇西北地区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又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其中,在剑川白族和丽江纳西族地区,以及鹤庆、洱源、维西等地区,根据经济文化相对较发达,受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也较多等实际,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办读书学习班、群众夜校、民族文艺活动、“民主军人同盟会”等,组织发动群众,培养先进分子入党,发展基层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开展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丽江举行的“五一大游行”。在傈僳族、怒族聚居的怒江地区,主要是通过争取民族上层中的进步人士,由他们组织本民族力量,驱逐国民党设治局势力,推进怒江地区的解放运动。在迪庆藏族地区,主要是积极吸引培养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参加游击队,组建藏族骑兵队,以推动藏区的和平解放。在宁蒗等地区,主要是争取余海清、阿少云等民族上层靠拢共产党,与“民主联军”“反共救国军”等划清界线,稳定区域局势,推进小凉山地区民主运动进程。比如,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实事求是地确定统战对象、重在开展诚心、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丽江实现和平解放,福贡、碧江、贡山和平解放,不解放宁蒗等等,无不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比如,在武装斗争与军队建设方面,一切从建立革命武装实际出发,团结争取并重用思想进步的抗战老兵,大量输送各民族优秀青年学生参加“边纵”七支队。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真抓实干,根据地工作朝气蓬勃,不断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其中,剑川“四二暴动”、丽江“五一大游行”、丽江和平解放、在一个边远的多民族地区发展了2.5万名党员,培养了上万名少数民族干部,涌现出上千英模人物、建立了以滇西北少数民族青年为主体的“边纵”七支队,转战滇西北、川西南、滇西边境线,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战斗英雄,有的被授予14军“英模旗帜”称号。这些十分出彩的业绩,体现了滇西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创建滇西北根据地时期争创一流的工作境界。发扬争创一流的精神,丽江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成功开拓发展的全国18个典型之一。

中共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及“边纵”七支队的这段历史虽渐渐远去,但先辈们创造的一流业绩特别是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将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开创滇西北历史发展新篇章。(记者 李群育)

责任编辑:毛雪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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