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边纵”纳西族女战士的回忆

前排左一为赵人英

赵人英青春照

从长江第一湾到滇西边境

1949年底，我在丽江石鼓长江第一湾参加“边纵”七支队31团，随部队南下，经剑川、大理、保山到龙陵、镇康、腾冲、梁河、盈江等边境一带，参加了一系列剿匪及开辟新区的战斗。这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幸福的激情燃烧岁月。

我出生在丽江大研义尚文明村，1949年2月加入“民青”。在中共丽江地下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下，我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穷人翻身闹革命、妇女翻身解放的意义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积极参加了反“三征”“争民主、求解放”等革命活动。当时，我们义尚村的3个自然村也建立了妇救会、识字班、农民夜校等。在区委、县妇女组织的领导下，我们积极组织妇女到识字班、夜校学习，并开展教育“三毒”分子活动：禁抽大烟，烧毁烟具；虐待妇女者戴高帽子游村；教育小偷、懒汉加入变工队参加劳动。丽江举行“五一大游行”“七一大游行”期间，白天，我们积极组织村里妇女做红旗、贴标语、喊口号；晚上，组织男女青年每人拿来一根柴火到村球场举行篝火晚会，跳集体舞、唱革命歌曲。同年8月，组织上同意我到县政务部办的为期4个月的妇女干训班学习。当时与我一起进妇女干训班的还有同乡王云琴，我俩都在妇女干训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大研区领导让我在村里任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李杨夺。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对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南北围剿”，北面之敌汪学鼎进犯丽江境内金沙江沿线，实行“三光政策”，扬言要扫平丽江、鹤庆、剑川新生的革命政权。“边纵”七支队35团、34团、31团前往沿江一线组织反击，并在石鼓击败了进犯之敌，汪匪逃回中甸。南面的国民党保安团则进攻丽江城，在丽江人民的英勇抗击下迅速被打退。为保卫、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丽江城乡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大研区委书记李作槐动员我们积极参军上前线。我满怀激情带上政务部的介绍信，前往当时驻防在石鼓的31团参军参战。

晚霞映红了长江第一湾。这里曾是红二、六军团长征渡金沙江北上的地方，我的心情更加兴奋。当时，与我同行的还有本村3位男青年，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了31团接待室的同志，他让我们先去吃晚饭。饭后，通知我们前去团部，管理员却对我们说：“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去保山，一路要行军打仗，你们年纪还小难以适应，现在不能收留你们，就先回去读书好了。”参不了军，同行的3个男的就决定回家。当时，我满怀希望而来却要失望回去，心里痛苦极了。说到回家，回哪里的家呀？生母病故，继母不容，父亲弃世，我已无家可归，无处可安身啊！我独自一人在江边徘徊，怎么办呢？我边走边想边哭，泪流满面，深感无助与走投无路。这时，我遇到了也在江边散步的和步孔、习先2位乡友，他们都在31团工作。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向他们诉说自己前来参军却未能如愿的情况，以及我目前的家庭处境，请他们帮忙向团领导说说，请求收留我参军，我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死，让我干什么工作都一定会好好干。他俩听了也很同情我、理解我、支持我，于是，带我到团部找赵政委。赵政委听了我的要求和决心后，又问了一些有关情况，终于同意我留下来，并安排我到卫生队工作。我当时的兴奋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终身不忘。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战士。

当天夜里我到了卫生队，睡觉时全队同志各自抱一捆稻草入睡，男女同住在一间房内，说梦话、打呼噜、翻身伸腿的都有。我因不习惯这样的环境、又有少女的担心而难以入眠。直到后半夜才想起大姐送行时的话：部队有铁的纪律，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才有所放心而慢慢入睡。第二天早饭，卫生队的战友们把放了很多牛肉的一大碗饭端给我时，又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军队大家庭的温暖，更加坚定了我的选择与决心。早饭后出发，次日中午到达剑川县城，部队给我发了一套蓝色的军服，有五角星帽、领章、胸章。经过10多天行军到达保山，又发了一套新军装，我高兴地去城里照了第一张穿军装的照片，至今珍藏。

部队到达保山太保山驻地后，组织上安排我到二营五连当卫生员。五连的驻地在龙陵勐腊，主要任务是守护惠通桥。1950年1月，我们从保山出发，行军两天到了勐腊。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滇西抗战的重要战场，我们随处看到被日军残暴轰炸后的断壁残垣，村寨里许多被炸毁的民房仍无力修复，在层层梯田和松山上处处可见当年战争的痕迹。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凭吊了松山墓地，墓碑上的“抗日阵亡将士之墓”几字仍清楚可见。由于当年有许多战死者抛尸荒野，每到夜间就会看到满山时隐时现的萤火，到松林找柴火时也要十分小心当年日军埋藏的地雷。同年5月，我们又从勐腊调往镇康小木通，这里邻近耿马、双江。此时，我已从五连调回团卫生队，刚好孙丽波也调回来，团卫生队护士就我们2人，当时病人较多，护理工作特别紧张，但我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房东大妈看我们昼夜不停地奔忙，曾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没有父母，才出来受这样大的苦？我笑着说，不苦，一点也不苦！而且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1951年4月，31团又进驻盈江、梁河一带，继续开展打击边境线国民党残部及土匪、巩固边防建设等工作。

高黎贡山剿匪与牺牲的战友

我们进驻滇西时，各地深山密林中常有土匪出没，过往行人常被抢劫杀害。我曾见过土匪把被杀害者的人头砍下来悬挂在路边刺蓬上，还挖了眼睛、割了嘴巴，把砍下的腿、脚、手挂在旁边，真是惨绝人寰。在部队驻地，也常会有冷枪、冷炮打来，袭击部队哨所的事也时有发生。一天夜里，曾有土匪摸到小木通卫生队，被我们及时发现后抓获。一次，团里派来5位战士到保山接我回盈江，一同回去的还有新来的6位文化教员。我们达到莲河到盈江的山林时，一位文化教员因鞋带松而蹲下来系鞋带，大家朝前走了大约50米发现他未跟上来，就回去找，结果，这位文化教员被早已埋伏在路边的土匪杀害。我团政治部的两位女战士在下乡时，也惨遭土匪杀害。镇康政府的一些干部也遭到土匪杀害。

我们团进驻镇康时，土匪内外勾结，叫嚣要在联马、双江、昌宁、镇康组织暴动，猖狂至极。我团迅速开展剿匪行动，经过3个月的艰苦战斗，抓获了反共救国军司令候孟琪等大小土匪头目，就地镇压了一批顽固不化的匪首、骨干，全面消灭了盘踞在这一带边境的土匪，消除了当地匪患，安定了人心，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怒江峡谷高黎贡山一带的土匪也十分猖狂。其中，盘踞在保山十区高黎贡山深山老林中的熊世明、李祖科等土匪气焰嚣张，抢劫村民、杀害干部，无恶不作。1950年9月，31团奉命前往保山十区高黎贡山一带剿匪。出发前，战士们纷纷写请战书，要求参加此次剿匪行动，我也把请战书和决心书交给了领导，坚决要求参加剿匪先头部队，得到批准后我高兴极了，因为我是此次剿匪行动中惟一的女兵。

我们星夜兼程赶到保山十区上顶村时，土匪已逃进深山。上顶村是一个水源丰富的美丽山村，有几十户人家，除了农业生产，还有造纸业，村民利用当地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和传统工艺制作的土纸很有名气，其纸质光滑细腻又有筋骨。部队到达该村时，由于土匪的造谣和威胁，老百姓都躲进了深山，家家关门闭户。于是，我们首先认真做好“三满”工作：把老百姓家的水缸挑满；把院落打扫干净；把牲畜喂饱喂好，然后关好门窗。几天后，有些老人试探性地悄悄回到村里，看看家中的情况后又悄悄返回去。我们也不去惊动他们，继续做好“三满”工作。又过了几天，老人们又悄悄回来，在家中拿了点粮食后又悄悄上山了。如此反复多次，群众看在心里，知道我们是真正来打土匪的，是老百姓的救星。20多天后，村民就纷纷下山回家了。我们就逐户家访做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召开群众大会、军民联欢会，又帮助村民收割甘蔗等。村民从当初不敢接近我们，变成纷纷主动找我们诉苦，讲土匪造成的苦难生活，并积极给部队提供有关情报，主动给部队当向导。群众发动起来了，军民团结如一人，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让躲藏在深山崖洞里的土匪惶惶不可终日，无处可逃，纷纷落网。我们抓获了土匪头子熊世明等，彻底、干净地消灭了当地土匪。1951年5月，31团胜利完成了此次较大规模的剿匪任务。

部队在返回腾冲大董驻地途中要翻越众多高山深谷，王团长、赵政委鼓励大家争当翻越高山的先锋。大家一路欢歌，相互鼓劲加油直奔山顶。途中几个入伍不久的团部文化教员因有高山反应出现心慌心跳、喘气困难而掉队了。我当时是收容队的医务人员，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除了自己的药箱和背包，还把掉队战友的背包、枪弹往自己身上加。一营有位战士晕倒了，我马上进行了必要的抢救处理后，让担架队抬着走，我又扛上他的机枪，一路跟着照看，平安到达宿营地。第二天，一营指战员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黄教导员还专程来卫生队表示感谢。自己就做了点应该做的小事，同志们却如此表扬，把我感动得直流眼泪。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在清水河剿匪中牺牲的战友。1950年夏秋之交，我团正全力进剿保山十区境内高黎贡山土匪之际，得报保山十区与怒江泸水县之间的清水河一带土匪活动猖獗、杀人放火，于是，团里抽调集训队学员前往清水河驻防。当时，土匪装扮成当地老百姓，三番五次来到部队驻地侦探，由于驻地人员缺乏警惕性，让敌人很快摸清了驻地的情况。那天半夜时分，土匪突然袭击驻地，连长、指导员等12位同志当场牺牲。和执中等3位战士听到枪声，端起机枪向土匪猛烈扫射，土匪狼狈逃离、纷纷倒地。和执中后来被评为战斗英雄，我俩共同出席了十四军首届英模大会。12位在清水河牺牲的战友中，其中两位是丽江人：杨尔康、奚有正。他俩都很优秀，准备提干才到集训队学习。当时，我正在保山十区上顶村，听到他们牺牲的消息，老乡情加战友情，我心中充满了悲痛，只想到要努力工作剿灭土匪，为战友报仇。后来，他们12个都安葬在清水河边，每年清明节，当地民众都会前来祭奠。1965年，我听战友和际强说，奚有正的母亲至今还不知道儿子已牺牲的消息，老是说她儿子在边疆工作，但一直没有来信。我听到后非常悲愤，儿子牺牲10多年了，做父母的至今还不知道，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金和烈属待遇。于是，我与和际强共同给丽江县人民政府写信证明：“奚有正同志于1950年8月、9月在上江清水河剿匪中壮烈牺牲。”只想以此告慰战友在天之灵，也给英勇牺牲战友的父母些许的安慰。1997年，我与和执中在四方街突然相遇，他是1952年5月复员回到丽江的，一直在家务农。当年英姿焕发的战斗英雄和执中，让岁月的沧桑变成了一个又黑又瘦的农村老头，我几乎不敢相认。我们在一起回忆起激情燃烧的战斗岁月和当年的战友之情，缅怀牺牲了的战友，更多的是激动与感恩。说到离开部队后的生活情况，他说现在家里的生活好多了。

防治传染疫病的斗争

部队进驻滇西后，在与国民党残部、土匪斗争的同时，也要同各种传染病进行斗争。因为我一直从事部队医护工作，当年防治传染病斗争中的许多情况，同样让我难以忘怀，至今记忆犹新。

1951年我们团进驻盈江时，当地流行有多种传染病，如疟疾、痢疾、流脑、腥红热、天花、麻疹等，特别是恶性疟疾给部队造成的危害很大，一年内就夺去了20余个战友的生命。我也曾感染了疟疾，有一次独自外出时高烧不退，昏倒在路边，幸好被一位战友及时发现把我背回来。我们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大搞环境卫生和加强饮食卫生工作（新兵营曾发生过一次食物中毒事件），全面定期消毒，采取各种措施灭蚊、灭蝇，控制传染源。我调到团卫生队药房任调剂员后，在和步孔医生的帮助下，曾积极配制灭疟针水阿的平，并与服用奎宁、预防措施相结合，取得明显疗效。由于措施得当，部队中疟疾发病率逐日减少，死亡率降到零，取得了抗疟疾的好成绩。

防治霍乱、鼠疫也是我们防疫抗疫工作的一个重点。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滇西放细菌弹，造成保山、盈江、腾冲、镇康等地首先发生了鼠疫、霍乱，继而蔓延全省。记得1942年，霍乱也传染到了丽江，丽江城乡染病死亡的也不少。当时，我也不幸染上霍乱，又拉又吐，疼痛难忍，父亲和姐姐急忙请来土医生和营长，采用十指扎针放血、腹背四肢艾灸烧薰等土法治疗，才得以存活。我们到达滇西后，当地仍有鼠疫流行，我们团也曾出现了鼠疫患者死亡的一个病例，好在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了疫情，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

我的战友和钟淑是得传染病死亡的。我俩从石鼓相伴走到保山，到达镇康小木通后，她跟团政治部工作队去了耿马、双江等开辟新区。半年后，听说她病了，在保山野战医院治疗。1950年6月，我团从镇康返回保山时，她的病情已经恶化，卧床不起，难以治愈。于是，转回团卫生队治疗，后搬到附近一间茅草房中继续治疗。当时，团政委找我谈话并派我去负责护理。和钟淑患的是传染性肺结核，我们当时并没有特效药，也没有任何防护传染的条件。有的同志担心我会被传染，悄悄劝我别去护理，但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我每天给她打针服药、洗脸洗脚、洗头梳头、倒便盆、晒被褥、洗衣物等；为防止褥疮，一天数次给她用酒精擦背、按摩筋骨，还用滑石粉搽身；千方百计做她喜欢吃又有营养的饭菜，一日三餐送到床边。这样陪伴了80多天。和钟淑从小失去父母，弥留之际，她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此生有幸有你相伴，成为好战友、好姐妹，只愿好人一生平安健康。她又嘱托我转告她的兄妹：努力工作，艰苦奋斗，教育好后代。我心如刀绞，失声痛哭。她去世时年仅19岁，前来送行她的团领导和许多战友无不深感悲痛。之后，我约同乡战友到荡乐池山找到一处有山有水的平地安葬了她，并在一块长条石墓碑上记下了她的名字。后来，我们常去墓地看她，可是，1959年，因建设水库，坟墓被破坏。1954年，我回丽江时曾找过和钟淑的哥哥，但没有找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才找到和钟淑的妹夫杨允楠，转告了战友的临终嘱托，而其兄的情况至今不得而知，我常常感到不安和内疚。

难忘军民团结鱼水情

1949年12月，“边纵”七支队31团奉命南下保山，从丽江石鼓出发，经剑川、邓川、大理、下关、漾濞、永平、瓦窑到达保山，沿途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深切感受到各族人民对“边纵”部队的爱戴和拥护。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时，只见街头巷尾、村前村后都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听到的是欢迎解放军的阵阵口号，热情的民众纷纷上前把茶水、鸡蛋、草鞋拿给远道而来的指战员。部队宿营时，当地群众抬着猪、羊等各类食品前来驻地慰劳。我们也组织召开军民联欢会，唱革命歌曲，跳《满三娘》《团结就是力量》等集体舞，同时要演《牛永贵受伤》《兄妹开荒》等节目，其中我扮演的是黑铁他妈，因此，“黑铁他妈”也成为战友们叫我的绰号。当时，保山地区逢十之日为街天，每到街天，部队都要组织各种宣传活动。进行演出时，由于群众未见过共产党部队的女兵，争抢着来看我与孙丽波，我俩也会大大方方地站在高处，让他们看，当成是在展示人民军队女兵的形象，觉得好笑又有趣。1950年2月，部队进驻龙陵县城、镇安等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子弟兵、军民团结鱼水情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勐腊过春节时，驻地各族人民群众赶着牛羊、提着满箩筐的鸡和蛋前来慰问。有一次，勐腊西南边一个小山村遭到土匪抢劫，我们闻讯赶到山村时，土匪已逃进深山。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彻底消灭了这支多年来危害村民的土匪，并把被土匪抢夺的财物一一归还给村民。当我们离村回驻地时，全村男女老幼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在保山十区胜利完成剿匪任务返回驻地时，当地人民群众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眼含热泪送别的场景，更让我终身难忘。

部队每到一地都自觉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记得部队进驻盈江时，团部卫生队住在刀京班土司之兄的四合院内，主人住北屋，其他房间让给部队住。院子后面有个大果园，结满了已成熟的芒果，每天早上，地上会落满了已熟透的芒果，我们会捡起来吃，但都要照价付款给主人家，决不会违犯群众纪律。1951年五一节，部队组织会餐，让我们女兵到当地老百姓家借餐具、桌椅等，我们每到一家，主人都十分热情，并把所借之物擦拭后亲自送到驻地，我们要写借条，他们就说，这些东西能借给子弟兵使用是很高兴的事，如果还要写借条就太见外了。会餐完后，我们一家一家如数归还餐具、桌椅时，群众对部队纪律更是赞不绝口。

出席十四军英模代表大会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在部队首长的培养和战友们的帮助下，我从当初只是想找一条个人出路的纳西族女孩，不断成长进步， 在部队的15年间多次立功受奖。

其中，1951年3月出席了十四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我与木林还被评选为十四军24面旗帜之一（注）。当我们载誉回到盈江团部之时，团里在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大会上，把木林与我俩人的画像挂在大会彩台两边，号召全团指战员向十四军的24面旗帜学习，并让我们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我在发言时说，我深深感激党和部队的培养、教育，是共产党挽救了我，使我从痛苦的家庭虐待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光荣的战士，我将无条件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1950年9月，我以军队妇女代表的身份出席保山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大会。1951年10月，出席云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来又参加了云南省第二次、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3次都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52年在全军开展文化大进军时期，我全身心投入，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各学习科目都取得优异成绩。1953年5月，我出席了云南军区文教功模代表大会，之后出席西南军区文教功模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贺龙司令员的接见，我写的学习文章入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文集中。同年10月，我出席云南军区直属机关代表大会。1958年，出席云南军区第八次党代会等。

1960年代以后，我因家庭出身等原因受到诸多磨难，也未享受离休待遇。2004年，大理州委组织部《关于赵人英同志要求落实离休待遇问题的回复》中说：“赵人英同志：你报州委组织部关于‘请求党组织给我落实离休政策的报告’已转到我部，我部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有关文件、材料和你的档案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查阅，结合你所提请求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现回复如下：根据档案记载，你1949年2月在丽江参加了‘民青’组织；1949年12月，你在丽江县自愿参军；1964年因肝病复员回家；1971年9月重新被社会录用。在部队，你的贡献和成绩得到组织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受到了较高荣誉。多年来，你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和学习的。但是，你要求落实离休待遇的问题，经我们反复研究和查找有关文件依据，根据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第九条的规定，你工作间断年限已超过3年（1964年—1971年，共中断6年），你参加工作时间应从第二次参工时算起。因此，我部认为，你要求落实离休待遇问题，按照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第九条的规定，不能落实。作为一名参加过‘民青’组织，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在政策范围内，各级组织部门及时落实中组发（2002）13号文件，给你兑现200元生活补贴，尽可能给予了照顾，希望你能理解党的政策规定的明确性和严肃性，安度好晚年。祝健康长寿！”我一生相信组织、服从组织，平静地接受了不能享受离休待遇的现实。我经常想起在滇西高黎贡山一带剿匪中牺牲了的战友，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西南边疆这片热土，而我至今好好地活着，有儿有女，子孙满堂，还有深爱着我的姐姐和妹妹。党和政府每月还给英模补助300元，加上企业退休工资千余元，衣食无忧。我今生能自始至终、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为党工作，已经很满足了。

注：据中共大理、丽江、保山、怒江、迪庆、德宏等州、市党史办编的《中共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史料选编》第108页称，“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各民族干部，涌现出战斗英雄、工作模范上千人，其中20多人出席十四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木林、钱宁、赵人英（女）被选为二十四面旗帜中的三面。”（记者 赵人英）